此外，法工委还选取了地方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的14个典型案例，并在2019年12月1日举行的备案审查工作研讨会上对外发布，具体见表1： 表1：地方人大常委会备案审查典型案例[10] 案例一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审查纠正下级人大常委会关于将企业融资还款列入政府年度财政预算的决议决定 案例二 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审查处理下级人大常委会关于限定常委会工作机构组成人员资格的规范性文件 案例三 重庆市人大常委会审查纠正本级政府有关户外广告位经营权公开出让规范性文件 案例四 北京市区级人大常委会审查纠正本级政府关于规范共享自行车管理的规范性文件 案例五 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审查纠正地方两院关于规范伤害案件伤情鉴定工作程序的规范性文件 案例六 山东省人大常委会审查纠正下级政府有关快递网点管理规范性文件 案例七 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审查纠正政府有关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管理规范性文件 案例八 福建县级人大常委会审查纠正本级政府关于因超生开除公职的规范性文件 案例九 甘肃省人大常委会审查纠正甘肃省有关工伤保险事务的政府规章 案例十 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审查纠正市政府关于房屋所有权转移办理公证的规范性文件 案例十一 山西省人大常委会审查纠正省政府规章有关最低生活保障金减发或者停发的规定 案例十二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审查纠正XX市政府关于劳动教养的规范性文件 案例十三 云南省人大常委会审查纠正XX市政府规章有关自然保护区范围界限确定等规定 案例十四 西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查纠正本级政府规章关于不当扣除村民委员会成员报酬的规定 （六）探索建立引入外脑机制 宪法问题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宪法的全面实施离不开学界的理论支持。
[16] 本文将在第二、三、四部分顺次就公定力、法律关系、首次判断权等基本概念进行简要整理，同时描述这次行诉法修改后法定化的课予义务之诉（第3条第6款、第37-2条、第37-3条）的构造（三（六）、四（四）），但这也仅为具体探讨之前的序章。其理由被认为是，对于无效行政行为，没有必要通过抗告诉讼排除公定力。
而对于无申请程序的课予义务诉讼，因为没有诉的合并提起的制度，有可能带来与争点整理、行政程序联动上的困难。反过来，即使是撤销诉讼，法院在判断诉的利益消灭、瑕疵治愈上，有时也对从处分时到现在变化了的行政行为要件事实作出认定判断。[34] Wolff/ Bachof/ Stober, Verwaltungsrecht, Bd.2, 6.Aufl. (2000), §48 Rn.7.当然，该书对拘束力作广义理解，包含后述的构成要件效力。山本隆司・前掲差止めの訴えの法定61頁。[26]如此看来，公定力概念的必要性原本就是可疑的。
作为撤销诉讼的诉讼标的，行政行为的违法性应该从连续的两个方面来理解，即规律内容的实体违法性与作为措施的程序违法性。该原告资格的基础在于双层构造的基层，即受行政行为规律的私人的法地位。部门法则是受特定利益和理由支配而产生的结果。
其他公共议题亦然，无论乌木的所有权归个人还是归国家，废除还是保留死刑，同性婚姻是否合法化，都不存在全能论宪法观所期待的唯一正确答案，因为宪法已经把这些问题的回答交给了日常立法和决策过程。组织性条款对于一部宪法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如前所述，constitution这个词的本义即组成结构框架。人们所构造的丝毫也不是国民，而是其政治构造……因此，不妨再次重复，一个国家的宪法，是也只能是其政府的构造，及负责为人民及政府立法的权力的构造。因而，一部正常的宪法，不能在其制定之时既已包含未来利益竞争的实体结果。
从回应技术性困难的角度来看，外部的民意监控与内部的权力制约使不同机构体现差异性的视角、偏好和主张——立法部门汇聚民意，行政部门关心效率，司法部门看重规则，这种结构使得诸种价值之间变得紧张而富有建设性，从而有利于改善公共治理的绩效。现代宪法不是要对纷繁复杂的公共问题提供实体性答案，而在于规范各级立法、行政、司法机关及其相互关系，构建一个公共审议结构，由这个结构性过程来吸纳、整合公众意见，形成良好的立法和决策。
另一方面可把我们实施宪法的努力，从直接诉诸对宪法条款的解释，转向改善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中心的公共审议过程。但是，无知之幕假定不是要刻意与历史为敌，它只是对历史的哲学理解，目的是厘清宪法这一特殊规范体系的性质和功能。依照这种宪法观，宪法不但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而且自身包含着对几乎所有公共问题的答案，宪法实施的过程就是去解释、探究、宣告这些答案，并将之直接作为评判公共政策合宪性与否的标准。组织性条款的原理 现代宪法一般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组织性条款，规定政府的组成、任期、职权、相互关系、宪法修改程序等，它们是直接而典型的结构性内容。
表达自由不能被视为个人利益的工具，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公民反而会为发表官员不喜欢的言论而冒个人风险。总体上看，全能论宪法观并不否认组织性条款的这两项价值，但认为在其动态价值表现不佳的情况下，可以转而借助基本权利解释来实现功能替代，以对立法和政策进行短路式的矫正。因此，本文的讨论是初步的，仅提出对宪法的结构性理解范式，以供学界同人批评。也只有在此基础上，对宪法组织性条款和基本权利条款的解释才可能是有效的。
在他起草的人权宣言中，专辟有宪法的含义一节，其中写道：宪法同时包含不同公共权力的内部组成和组织，以及这些权力的必要的对应性和相互独立性。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用相反和敌对的关心来弥补较好动机的不足……以便彼此有所牵制——使各人的私人利益可以成为公众权利的保护者。
反思全能论宪法观，形成对宪法的结构性特征和公共审议功能的理解，是甄别纷繁复杂的宪法争议的有效途径，有助于形成对诸多重要宪法议题的融贯理解。离开以公平、责任、透明、审慎为追求的日常审议过程，期待对复杂多样的公共问题找到合适的答案是不可能的。
就这一意义而言，表达自由是国家权力体系正常运转的一个条件。通过容许公共讨论，保护公民异议，表达自由能够培养一个现代国家中不可或缺的公民美德、提高理性判断的能力。由此，宪法与普通法律的根本不同，既在于其先于并高于政府的地位，也在于其具有更难修改、更具刚性这一特征。或许可以说，正是公共审议过程的堵塞，诸多议题才被迫改道，促使论辩梯度攀升至宪法层面，期待通过直接解释宪法——特别是某种宪法权利——来解决问题。然而，宪法不是全能性的而是结构性的，其着力于构造一个容纳差异性主张的公共审议过程，并把对日常立法和公共政策的选择留给这一过程。再看法国大革命时期立宪的情况。
结构性问题一直是法国宪法的主要内容，这种理解在法国至少延续到了1958年宪法，由此可见，西耶斯之‘制宪权，乃是决定政制构造的权力。换言之，不是特定的正义观念决定了宪法程序，而是宪法程序容忍了不同正义观念的竞争。
在费城宪法草案交由各州批准的过程中，反联邦派指责其最大缺陷即在于缺少一个权利法案，这成为新宪法生效的主要障碍。积极权利意味着扩张政府职能，广泛而深入地介入经济和社会生活，这在根本上背离现代立宪主义对政府职能的一般看法，将其写入宪法，或可以作为政府行动的纲领性指针，但将其解释为个人的权利，必然会压制公共审议的范围和活力。
对于大量的部门法和政策议题，宪法根据具体情势、差异性需求给部门法预留了审议空间，从而使得即使是相互冲突的政策方案，都可以被宪法规范所包容。相反，允许警察虐待公民并不会使公共参与程度实现最大化。
显然，基本法的所有这些原则都是结构性的。部门法学者已经投来怀疑的目光：这是否有上纲上线之嫌？毕竟，我国公共治理中的一个现实矛盾是，人们的宪法意识日益增强，宪法所构造的公共审议过程却持续消沉：担负立法、议事、财税、监督等职能的各级人大运行不畅，缺席诸多重要的公共议题。对此，史蒂芬·霍姆斯（Stephen Holmes）比喻说，权力间的牵制造成的平衡，成了一种极易被打破的情势：一根稻草就足以使天平倾斜。麦迪逊概括了两个动力源：一是来自政府体制之外的民意驱动。
正如游戏规则一定是先于游戏过程本身存在，而且只有基于参与者的共同承认，游戏的过程才可能是公正的。在逻辑上，一定是先有宪法确立立法机关，后有立法机关制定普通法律的活动。
媒体监督的自由也是如此。促使权利法案最终被加入宪法的是政治需要而非宪法原则。
上述三国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对宪法之应有功能的发生学解释，它们支持了对宪法的结构性理解。这是一个包含着政府责任、高度反思以及公开说理的程序。
本文原题为《宪法的结构性与公共审议功能——兼对全能论宪法观的反思》，刊于《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6期思想栏目（第97-108页），原文15000余字，为阅读方便，脚注从略，如需引用，可参阅原文 进入专题： 宪法 政策 立法 。组织性条款若不能展现其动态价值，诉诸基本权利解释也将是徒劳的。这不仅是一个权利实现的方式选择问题，而是一个可行与否的问题。没有表达自由，公共信息将无法充分传播，选民无法行使选举权，代议机关无法立法和决策，公民对政府无法进行监督。
忽视宪法的结构性特征，直接诉诸宪法的条文或宪法的精神来评判诸多具体公共问题，虽表面上凸显了宪法的重要性，实则缘木求鱼，探究本不存在的答案，这种努力既导致宪法思考的负荷无谓加重，最终也将无功而返，它既削弱人们公共问题的理解能力，也将瓦解自身存在的社会和政治基础。二是动态价值，即作为政治生活的游戏规则来实现有效的公共审议，它把政府视为一个非人格化的主体、一个整合不同信息和需求的公共决策过程。
制宪权通过宪法一方面建构政制并实现向宪制机构的赋权，另一方面也通过宪法限制政府的权力。第二条则要求议员不得在任期内为自己加薪，加薪议案只能在新议员选举产生后才能生效。
政府为治理交通拥堵对私家车限号是否侵害财产权？河道里挖出的乌木归挖掘人所有还是国家所有？死刑是否与宪法上的生命权相冲突？同性结婚是否属于宪法权利？以及在疫情防控、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广受社会关注的治理问题上，宪法的要求是什么？宪法学者正满怀热情地介入此类议题，他们常常拷问的一个宪法正确问题是：这合宪吗？ 宪法虽高高在上，但并不所向披靡，言必称宪法不一定意味着宪法的真正实施，这或许既不必要，也不正确。而对于诸多富有争议的公共议题，结构性视角也提供了寻求答案的真正机会。